激活文化基因，探索浙江何为。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结合文化基因激活工程，推出“读文化基因，游诗画浙江”主题推文，带领大家一同了解何以浙江，品读浙江璀璨夺目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。
今天为大家带来：浙江的商业文化基因源起。
有志者，事竟成，破釜沉舟，百二秦关终属楚；
苦心人，天不负，卧薪尝胆，三千越甲可吞吴。
清代文学家蒲松龄这首对联，成为后世自我勉励的样板，其中所引用的一个故事，就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故事，他克服困难、励精图治，最终取得成功，成为古人奋发图强的典范，至今仍激励国人。
吴越均是当时的大国，国与国之间的博弈，仅依靠国君的“卧薪尝胆”恐怕无法实现以“三千越甲”而“吞灭吴国”，想必主要依靠的还是国力的提升。根据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，“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，乃用范蠡、计然知斗则修备，时用则知物，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返。”说勾践被吴王困在会稽（绍兴），于是采用了范蠡、计然的“知斗则修备、时用则知物”的政策，“十年生聚、十年教训”，通过十年的生养、聚集人口，通过十年的教育与训练，积聚力量，最终打败吴国。
计然，春秋时期宋国人，史书记载说其外表貌似平庸、愚钝，但自小非常好学，通览群书、博学多才，天文地理无所不通，时常观察学习大自然，善于从事物刚开始发生露出端倪时，就能知道事物的发展规律，尤其善于计算。
计然（图源网络）
在南游越国时，收越国大夫范蠡为徒。在与范蠡问对时，他系统阐释了其关于加强农业生产、优化贸易管理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和策略，史称“计然七策”。范蠡用其五计，辅助勾践孵化培育出铸剑冶炼、浣纱纺织、种稻酿酒、陶瓷烧制、造船资舟等产业体系，构建出“知斗修备，识用知物”“农末俱利，平䵚齐物”的经济制度，训练出“贵出如粪土，贱取如珠玉”高卖低买的贸易能力，从而实现以越一国而谋楚、齐、吴三国之力，历20年富国强兵终灭吴。
范蠡（图源网络）
强国之道，终究靠的是经济，靠的是制度、产业、贸易，以经济而强国富民。
功成身退后，范蠡与西施泛舟太湖，根据计然的教授，以及自己的理解，梳理写成《计然书》，成为阐释当时社会生产、商业贸易、经济发展的重要著诉，至今仍被视为经济学与管理学的重要权威之一。
根据《计然书》的记载，勾践在返回越国后，想要洗刷国耻，打败吴国，于是向计然问计，说“吾闻先生明于时交，察于道理，恐动而无功，故问其道。”计然系统向勾践敬献了“经济之道”，其核心要点主要是：
计然说，“兴师者必先蓄积食、钱、布帛”，说的是出师远征敌国，必须先积蓄粮食、钱财、布匹。如果不先积蓄粮食，到了战场的时候，士兵缺粮饥饿，就会动作迟缓，眼花耳昏，抬不动武器，进退缓慢。饥饿和饱食军队的区别，相差千万里，战败不能总是归因于上天，而要从主帅自身的后勤保障等来找原因，“与人同时而战，独受天之殃。未必天之罪也，亦在其将。”
计然说，“王其审之，必先省赋敛，劝农桑，饥馑在问”，要减免百姓的赋税，奖励农耕，问候、扶持、救助遭遇天灾的人民，让百姓集中力量耕织。让田野得到开垦，粮仓里堆满粮食，百姓殷实富庶。只有国家富强了，百姓富裕了，才能有力量应对各种自然灾害。军队没有出征的时候，积极训练；而一旦遇到战事的时候，则有完整精良的装备和战斗力，一旦爆发战争，我方就能处于上风，占据有利的条件。
要遵循天相与农业的生产规律。月亮每十二年为一周期，处于金星的三年中，大地就丰收；处于水星的三年中，就会遭遇灾祸；处于木星的三年中，就会收获平平；处于火星的三年中，就会遇到旱灾，政府要做的就是，在对应的年份做好粮食的价格判断、应对准备，尽可能减少灾害的损失、扩大丰收年份的收成。要遵循农末俱利的经济规律。粮食的收购价低于20一石就会伤害农民的积极性，高于90一石就会伤害商人的积极性。政府要调控粮食收购价，使其不低于30，不高于80，从而保护好商人与农民的积极性，使得货尽其流。要遵循低买高卖的贸易规律。要逆常人思维考虑，在涝天的时候买车旱天的时候卖，在旱天的时候买船涝天卖，所谓“水则资车，旱则资舟，物之理也”，以低买高卖而放大生产的收益。越国处于吴国、楚国、越国三国之间，要善于在低价的时候买进吴国、楚国与齐国的马匹、青铜，在高价的时候卖出越国的粮食、纱布与瓷器，如此以“一国谋三国之力”，实现国富民强。
越王勾践采用计然的策略最终实现了越国的富国强兵，范蠡功成身退以经商，三致千金而三次散尽，成为一代商圣。他们的强国之道、经商之策至今仍是大家学习的榜样，在不同的时代有着相同的表达，从而成为越国大地的文化基因。
计然说，“人生于世，非财无以滋身，不商何以弘利。”范蠡注释说，“财为养命之源，人岂可无有。而不会运营，则蚕食易尽，必须生放经商，庶可获利，为资身策也。”计然范蠡的学说，为商业正本清源，让人对春秋时期的思想耳目一新。范蠡用五策实现越国的富国强兵，功成身退后三次经商大成，三散其家财，留下身后美名，成为“以经商立身，实现人生价值”的典范，为后人所尊崇、效仿。至今许多浙江人追求创业而非致仕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流行“学而优则创”，可能源头就在于此。
计然说，“夫崇，二十病农，九十病末，末病则财不出，农病则草不辟，上不过八十，下不减三十，平祟齐物，关市不乏，治国之道也。”指的是谷贱伤农、谷贵伤商，政府要在价格低的时候买进粮食，价格高的时候抛出粮食，使得谷物的价格适中，才能让农业肯于生产，商业肯于流通，方能富国，即所谓平祟齐物理论，与现在的国家宏观调控如出一辙。李俚、吴起变法均采用这一制度，两宋的司马光认为，“农尽其力则田善收而谷有余矣，工巧尽则器斯坚而用有余矣，商流通则有无交而货有余矣”；欧阳修认为，“四民犹四体，工作而商行，末本相表里，臣请通其流，为国扫泥滓”；苏轼认为，“对粮食流通贸易征税，会使‘商贾不行，农末皆病’”；蔡京认为，“商农相因以为生者，商不通则物不售，物不售则贱，贱则伤农”，陈亮、吕祖谦的工商皆本、本末俱利，大概是计然、范蠡平祟齐物理论的衍生与发展，成为我国历史上市场经济的制度学说典范。浙江人信奉市场经济，或许源头即在于此。
10000年以前，远古时期的浙江人在浦江山上种植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，在良渚发现了40万斤的碳化水稻遗存。随着水稻的种植与粮食问题的解决，人们对开垦工具、交通工具、保存器具、衣服美酒产生需求，于是浙江人开始琢磨酿酒、防治、冶炼、烧瓷、造船等技术，及至越国，重点产业已包括水稻种植、德清的原始瓷、钱山漾的丝绸等。从当时的水稻种植到米酒酿造再到绍兴黄酒，从最初的浣纱、丝绸演变为现在的化纤纺织；从德清的原始瓷到上林湖的越窑演变为现在的龙泉青瓷，从跨湖桥遗址的独木舟演变为宋代的宝船直至现在的货船制造，无论是两宋时期的瓷器、丝绸、茶叶，抑或是民国时期的肥皂大王、湖丝大王等各种大王，还是现在的中控、海康，浙江人始终走在技术创新、制造立身之先，相比于晋商徽商，浙商更注重制造业，可能源头就在于此。
绍兴黄酒小镇
计然说，“论有余不足则知贵贱”，指的是看货物的数量多少即可知道价格的涨跌；“贵上极则反贱，贱下极则反贵”，指的是价格涨到一定程度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，反之亦然；“贱买贵卖，加速周转”，指的是要在价格低廉时买进，价格高昂时卖出，且要想办法使资金像急流一样快速周转；“贵出如粪土，贱取如珠玉”，指的是当价格极贵的时候就要把货物当作粪土一样抛出去，反过来就要像珠宝一样买进来。“旱则资舟，水则资车”，指的是旱灾的时候要购买船只，洪涝的时候要购买车辆，看似与现实需求相反，但却很符合贵出贱取的逻辑。越国就是依靠高超的高卖低买的贸易能力，以手中的水稻、浣纱以及初具规模的造船业为基础，源源不断换取楚国、齐国、吴国的军用物资与粮食，终于富国强兵。这些交易理论放在现在的商业市场、股票市场均十分有效。无论是两宋的海外贸易，还是如今遍及浙江各地的“市场”，浙江人始终走在贸易之先，或许思想源头即在于此。
从近期披露的上市公司年报看，社保基金、养老金、QFII、公募等长线资金主要青睐三个方向，分别是人工智能概念、医药及竞争优势明显的传统龙头股。
计然说，“人皆人，贪廉无辨。心非心，真伪难知。”范蠡注释，“必须试之以财帛，处之于患难，然后其人其心则详知矣”，即现在所谓“利益之交知真性、患难之交见真情”。计然说，“合伙开行，择能者是从；分头管事，以值者可托”；范蠡注释说，数人合伙开办商铺的，应该选择其中最有实力的人来托付本钱，选择最有能力的人来托付大小事务，即使将来大家分伙时，也应该这样办。无论是兄弟还是叔侄，合伙开办一个店铺，如果按年头来轮流管事，那么每个人都只想着为自己赚钱，不会为大家尽心尽力，不会设法与中间人、顾客打好交道，随意地签合约，熟客再来，也不知道轮到谁管事了。关于用人，计然说“随才而授，不失；量力而行，少愆”，说的是宁可大材小用，不可小材大用。将有能力的人放到简单的工作上不会有过多坏处，但把没有能力的人放到复杂的工作上，他就无法胜任，这必然导致钱财丧失、生意失败。这些理论，与现今流行的企业合伙制度、HR用人制度也是非常契合。
西施故里
春秋末期，越国灭于楚国，部分越人南迁，到了如今的“瓯越”“闽越”，古越的文化基因也随之南迁，在此得到有效表达，温州、福建长于经商，或许就来源于此。
这些文化基因，成为古越文化的重要内涵。2024年，古越文化被纳入十大现象级省域文化标识。下一步，绍兴各地将深入解码古越国政治、经济、社会运行的思想、礼仪、制度体系，推出一批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，高起点规划建设西施山考古遗址等八大古越文明遗址公园，打造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宋家店村等十大古越名村，从而持续擦亮古越文化标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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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于：北京市